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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日，全球第21个艾滋病日，据国家卫生部公布，性传播在中国首次超越了吸毒传播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6天后，小四成为了第一个站在荧幕前的MSM（男同志），这也是云南有史以来第一个主动将自己的同性性取向公之于众的人。尽管他的生活因此受到了一些预料中的干扰，但他依旧不停地重复着面向镜头时所说的那句话：“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如果牺牲我自己，能够让社会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角度看待我们（同志）这个群体，那这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不会后悔。”
2008年，有太多的事发生。
其中，男男性接触者成为了年底的另一个关注热点。12月1日，在这个全球第21个艾滋病日到来之时，国家卫生部发布消息称，2008年1——9月，中国共报告新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44839例，报告死亡6897例。
同时卫生部宣布，性传播已取代吸毒传播成为了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其中一条增长线尤为刺眼——同性性行为传播占2008年新增病例的5.1%。在云南，这条增长线也由2005年的5%增长到了2007年的10%，专家预测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0%。
12月8日下午3时许，昆明春雨同心工作室里人来人往。
过道里，关于正确使用安全套的宣传册随意地贴着，最里面一张精心绘制的“同志”聚集地地图，清楚地将昆明大大小小的同志聚集地标了出来，这是他们跑外场的工作指南。
此时，是春雨同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最轻松的时刻。他们聚集在工作室落地窗前，聚精会神地玩着“双抠”扑克游戏，每出一次牌，旁边的人都会对此品头论足，说话嗲声嗲气，争论激烈时他们会扭捏地指着对方理论，举手投足都有点女人的味道。
“这才是我们真实的自己，也只有在这里，大家才能摘下世俗的面具活得很自我，出去大家又要按世俗的要求去克制自己的行为，很累。”春雨同心工作室负责人赵峰解释道。
而在城市另一端的七彩天空工作室里，该工作室的负责人思凡正在仔细地将13种宣传册清点分离出来，然后仔细地给工作室的志愿者讲解各种宣传册所针对的人群，以便志愿者在外展工作时的工作效率得到质的提升。
此外，思凡还要负责接听同志热线，这条云南第一条同志热线，从2002年开通至今已经接到了2400个咨询电话，然而每天的热线却由原来的3至4个逐渐下降到了1至2个。
“从目前的情况看，同志热线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但这却让我们感到欣慰，热线少了证明这个群体的倾诉对象正在增加，还有这个群体获得相关‘同志’的信息渠道也在增加，并且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这部分人已经不再自闭，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抑郁与不安。”思凡对此的解释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心里却暖暖的……
■专家观点
石鹏飞（云南大学教授）：官方的高调参与介入同性恋人群的活动，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从人性的角度将一个长期隐藏于“地下”的群体引导到地面，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当然也有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感染比率迅速增长的客观因素所迫。
他要装得和别人一样“好色”
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认同与理解也是近几年的事。从现在看，这个时间与官方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与介入的时间惊人的一致。
2002年8月13日，由云南省健康教育所主办的云南首条同志健康热线开通，其卫生厅的官方背景给这条热线赋予了更深层的社会意义，而这也是云南第一个同志人群倾诉的窗口，至此，越来越多的同志浮出水面。
云南省健康教育研究所项目办主任王明曾是云南最早研究同志群体的专家，据他介绍，2000年开始，他和所里的同事就开始为男男性接触者的前期调查做准备，以便申报云南省健康教育所、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以下简称“中英项目”）。
虽然在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数十年间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但由于同性恋依旧被中国精神病协会定性为精神疾病，这让绝大多数的同志人群选择了沉默，他们仍就处在长期的自我压抑与封闭中。
那一年思凡还是一个懵懂的青少年，一个他无法解开的困局一直缠绕着他——他心仪的对象是男孩。从此以后，做人开始变得像做贼一样。 “虽然还少不更事，但是已经隐约的知道了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为自己是个怪胎，在同学们面前则要装得和他们一样‘好色’”。此后思凡开始带着面具面对这个世界，并将真实的他隐藏在自己的王国里。
同性恋族群的这种特有的自我保护方式，给后来王明等人的调查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他始终找不到那个隐秘的人群。
2001年4月，中国精神病协会更改了对同性恋的定性，将其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前者已经不再被认定为精神疾病。随着“精神枷锁”的解禁，2002年，云南的同志人群开始试探性地浮出水面。
“云南的第一次同志联谊就是由被誉为中国同志研究第一人的张北川教授牵线促成的。”王明回忆道，2002年6月，张北川教授给云南的一些同性恋者写信，并最终促成了张北川在昆明召开的第一次同志人群座谈会。虽然真正来参加的同志只有30人。王明后来得知，原来宾馆门口写有“同性恋干预”等字样的标语将另一部分人吓跑了。
“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同志就只能躲着，总觉得自己见不得人，但这是为什么？圈子里的人也说不清楚。”说完，思凡无奈地摇摇头，猛吸一口烟，在青烟的吹吐中，他轻轻叹了口气……
当时更多的阻力来自政府层面，许多政府部门对同志人群的认识依旧偏激，充满了歧视。
王明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中英项目”评估刚开始不久，他们到一个社区对该社区的同志人群进行评估时，遭到了管理该辖区治安工作的派出所领导的阻挠，一名领导信誓旦旦地对他宣称自己辖区内没有同性恋，之后，对他们下了逐客令。后来，王明等人在该辖区接触到了一个“家族式”的同志群体。
■专家观点
石鹏飞（云南大学教授）：从流氓罪、鸡奸罪到精神疾病，同志人群长期被社会误读造成的影响很难在一两年的时间里转变和根除。
尽管专家和同性恋人群都在向社会呼吁，同性恋不等同于艾滋病。但纵观世界与中国，再到云南，同性恋的出现几乎和艾滋病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1981年，世界首例HIV感染者，就是美国一位男性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艾滋病正在男性同性恋人群中高速蔓延，每当西方公布一次新增的艾滋病感染数时，同性恋人群就会受到空前的关注。
1999年，云南省首次在男男性接触者中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随后，云南男男性接触感染者的新增数量迅速增加，2005年，男男性接触感染者新增数量占到云南新增感染者总数的5%。据云南省卫生部门监测显示，2008年1至9月，云南省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5097人，49%是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男男性传播途径感染率超过了10%。
这一系列的数据又引起了社会对同志这个群体的关注。
艾滋病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传播途径的变化成为了同志这个隐秘人群迅速浮出水面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这也让社会将他们与艾滋病混淆在了一起。
“社会总是通过艾滋病来看待或关注同志这个群体，这让我们感到无奈和悲哀。而媒体的关注也是如此，每到禁毒日和艾滋病日等这些敏感的日子就会‘集中轰炸式’地对同志人群进行报道，这在我们看来也是一种误导，或者说这时候的报道从出发点就有些偏，不过我们同样无可奈何。”春雨同心工作组负责人赵峰认为。
“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要把男同等同于艾滋病，也不要将他们视作传染源，但更多的男同不得不接受世俗传统的婚姻时，这个传播的窗口会越来越大。不得不承认这也成了艾滋病从高危人群传播到普通人群的一个渠道，但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结论显而易见。”思凡反问道。
对于男男性传播途径感染HIV占全省新增感染数的10%，思凡和其他已公开身份的同志认为，异性性传播感染HIV的数量和比重都远远高于同性性传播，社会同样也应关注异性性传播并从自身开始引起注意。
在防艾方面，同志群体表现得比任何群体都积极主动。据云南省卫生部门监测显示，昆明市男同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0%，6个月内每次性行为都坚持使用安全套率也由2002年的30%左右提高到了2007年的50%左右。这两个数据都远远高于普通人群。
■专家观点
徐志强（家庭健康国际项目官员）：男同确实已成为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因为男同人群的活动相当隐秘，形成了自我封闭的群体，加之男同的感情、爱情是得不到保障的，因此也导致了关系的不稳定，同志人群的性伴侣也远远高于异性恋人群，他们行为活跃，高危行为较多，又多存在着双性恋现象，易把HIV传播给普通人群，是AIDS传播的特殊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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