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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博客）转载：在网上看到一篇挺恶毒的关于我的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文章。本来，一个人怎么生活，跟谁交朋友，属于个人隐私，我没有义务向任何人交代。但是既然有人这么不客气地“爆料”，我也不得不交代一下，以正视听：
我确实是个异性恋，不是同性恋。这是我当初跟王小波结婚的原因之一。不像中国七成同性恋都会出于环境压力跟异性勉强结婚那样，我跟王小波结婚不是出于压力，而是双方自愿的。
小波过世之后，我认识了一位异性者，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的Transsexual（LGBT中的T），他是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人。这样的人跟女同性恋的区别在于，他虽然身体是女性，但是自身的性别认同是男性，他所爱的只能是异性恋女人，而不是同性恋女人。
下面是我们的爱情故事，是我在写的自传中的一节。由于这个特殊的变故，就提前公诸于世吧：
她其实不是她，而是他，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人。他是一位女变男的变性者，学名叫transsexual。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心看，他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男性。他性格中的男性度极高，超过很多男人。因此，有时他被人误叫一声“先生”“大哥”会乐不可支；他生活中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每次进公共女洗手间都会把里面的人吓一跳。
我们在一个酷儿聚会上相遇，那是小波去世三个月后的一天，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丽莎拉我去散心，希望我从失去小波的悲痛中走出来。聚会在西四羊肉胡同一位男同志的家里举行，记得我还约了《东宫西宫》的导演张元一起去，并且在那里首次见到被誉为中国法斯宾德的崔子恩。
我因为基本上谁都不认识，所以在聚会上显得很落寞，这时，“她”过来搭讪，并提起我们以前在一个女同志的见面会上见过一次。后来他告诉我，从那次见面，他就“惦记”上我了，心想：要能跟这个人在一起该有多好。我们互相留了电话，我心里想的是做女同志调查，而他心里早就暗恋上了我。
我们是相当有缘分的，证据就是他第一次约我，电话打来我就说对了他的名字，而且把我跟另一位老朋友的约会忘得一干二净，欣然去赴他的约了。后来那位朋友好抱怨我，我自己也纳闷，像这样爽约的事在我是极少发生的。
我在人民日报的西大门等他，他竟是开着一辆深棕色的桑塔纳来的，记得我还暗暗猜测他的职业，因为当时有车的人很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麦当劳，这在当时还是很奢侈的一种消费。我问他答，很坦诚，一切问题都如实回答。我在一个本子上做了记录，这是我做同性恋调查时一直使用的方法。记得结账时我要AA制，被他不容分说地拒绝了。做社会调查按惯例是要付费的，哪有让对方结账的道理。我哪里知道，在他心里，这并不是一个调查访谈，而是男女约会啊。
他陷入对我的狂热爱恋，对我来说完全是猝不及防，而且有点匪夷所思：虽然凭我的专业知识，我很快明白他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变性者，而行外人大多是分不清变性者和女同性恋这两种人的，他自己也是一直在女同志的圈子里进进出出。我对女人的身体是没有欲望的。这怎么可能呢？
然而，他对我的爱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不由我不受吸引，不受感动。当时的感觉，他就是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是专程来解救我出失去小波的苦海的。
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在我妈妈家住了下来：那时我已经从我们自己的小家搬出来，回到了妈妈家居住。他就睡在一个窄窄的硬面沙发上，总共也就一尺宽，爱情的力量真是惊人，它可以让人吃世间无人能吃的苦，并且甘之如饴。我妈妈生性极为简朴，而且老年人也没什么食欲，我家的晚饭从来都是清水煮面，里面放点菜叶。我从小这么习惯了，他可没受过这种苦啊。所以，后来他一直把那段时间的伙食叫做“吃爱情面条”。
他不但自己是工人阶级，而且他的父母也都是最最质朴的老工人，善良至极。记得有次好友林春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其实工人阶级中有很多人是非常优雅的。”意思是优雅并不仅仅属于社会的上层和知识阶层。虽然他们爱说粗话，也从来不享用高雅的文学艺术，但是优雅是一种生活态度。优雅和质朴是可以并存的。比如，托尔斯泰就穿粗布衣服下地干农活，而谁又能说托尔斯泰不够优雅呢？
关键是爱。爱情从来是超凡脱俗的，它根本不管什么阶级阶层，贫富贵贱，也不管美丑年龄，甚至使性别都变得无足轻重。一桩爱情只要是发生了，它就绝对是美的，伴以所有感人至深的细节。比如，他告诉我，有段时间，他只要想到我，身体就出现一股热流，这热流从心口一直向下，贯穿全身，烧得他无可奈何。这样的事情是不可反驳的，它有一种强横的力量，使人不得不臣服于它，即使是坚冰也不得不在这股热流的冲击之下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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